新全球化模式下，美国企业主需要正视的“进口腐败”风险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此消彼长，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疫情大爆发后，全球经济逐渐停摆，加速了抬头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快速发展。

近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库德洛多次呼吁所有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全部撤离，且声称，美国政府将100%为美企撤离中国的费用买单。当然，随后有媒体指出翻译有误，美国政府并不是直接给企业报销搬家费用，而是从税收上给以优惠。

无独有偶，日本政府宣布，将“紧急经济对策方案”中的22亿美元(158亿人民币)协助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将生产转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避免过度依赖中国产业链。

在此背景下，“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这一话题在近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外资企业未来可能的走向

4月14日，中关村发展集团产业经济专家董晓宇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此举是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政策调整和转向的延续。这些举措是基于保护自己国内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分担风险的需要，同时也出于对冲疫情对本国经济的影响。

表面上来看，美国提出要从中国撤出企业表面上看是新冠疫情惹的祸，但要追根溯源还是有迹可循的。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鼓励制造业回归和一直以来所鼓吹的“美国优先”等政策一脉相承。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固然有提振本国经济的考虑，但也是配合中美贸易谈判给中国施压的一种手段。

另一方面，过去几年美国失业率比较低，但疫情发生以来导致就业岗位大量减少，失业率攀升。为减少中低收入失业群体对社会的压力、保持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转，美国希望制造出更多就业岗位。

董晓宇认为，封闭不会是常态，全球化是不可阻断的。疫情后，经济贸易规则将重新改写，大国之间的较量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直到博弈达到均衡状态。全球化会进入新的升级版状态。

复兴国际董事长郭广昌近日也提到，市场的力量会重新修复有了裂痕的全球化。且真正的企业家会计算搬迁的各种成本，即使是政府下令强制执行，那对企业造成的伤害会很大，最终企业家就不愿意这么做，政府也不会让企业这么做。

董晓宇亦表示，美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发展更多遵从市场经济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它们是通过全球配置生产要素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但考虑到政府的施压，企业会做出一些平衡。目前，有两种趋势可能会延续，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仍然会继续转移到东南亚，甚至是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二是对于技术含量、产业链配套、工人素质要求较高的产业，会有部分产品线向外转移，但不可能全部从中国撤离。

♐FCPA美国海外反腐败法

部分企业由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不会带来新的合规风险，但可能会触及其他风险模式，其中之一就是增加FCPA（海外反腐败法）违规的风险。

《美国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是美国制定于1977年的一部单行法。按照字面意思可以直译为“海外腐败行为法”。该法律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是目前规制美国企业对外行贿最主要的法律。

1977年，水门事件发生后，使美国高官和大企业主管这些传统上受人尊重的上层阶层的诚信度遭到社会质疑。社会要求加强对政府官员和大企业行为的监督。传媒界借机掀起揭开黑幕运动。各种官方调查也随之展开。

根据美国司法部网站披露的资料显示，1977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披露，400多家公司在海外存在非法或有问题的交易。这些公司承认，自己曾经向外国政府官员、政客和政治团体支付了高达30亿美元的巨款。款项用途从行贿高官以达到非法目的到支付以保证基本办公的所谓“方便费用”不一。这种严重情况引起美国民众的担心。同年，美国国会以绝对优势通过FCPA，旨在遏制对外国官僚行贿，重建公众对于美国商业系统的信心。

♐全新模式下的FCPA合规挑战

一些在向他国转移的过程中，将会与多国的的税务机关、人力资源局等政府机构人员进行频繁的接触。随着外国直接投资（FDI）在这些国家的增加，在这些国家可能会看到更多涉及外国公司腐败案件的报告。当中国在2000年代初经历这种情况时，相关人员称该情况为“进口腐败”。

墨西哥在2018年外来直接投资注入国中名列第15，共涉及了26项FCPA执法行动，目前至少有四项涉及墨西哥的FCPA调查正在进行。越南是2018年FDI排行榜第20名，共涉及了9项FCPA执法行动。而越南2018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还不到中国外资流入量的十分之一。因此，外国直接投资从中国向越南的转移可能会对源自越南的腐败案件数量产生巨大影响。 

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发生多少“进口腐败”还有待观察。但是，随着美国企业从中国向东南亚和墨西哥的迁移，这一全新模式下的腐败风险很可能上升。